2003年，北京人张长福死活不同意拆迁，他仗着奥运会威胁开发商，谁知开发商根本不惯着他，开发商一个举动，直接让张长福欲哭无泪！
“4000万，少一个子儿你们也别想动我这块地儿！”
2003年，北京朝阳区太阳宫乡尚家楼村的拆迁办公室里，张长福猛地拍响了桌子。这一声吼，不仅吓退了工作人员，也拉开了京城史上最漫长、最戏剧化的一场“拆迁拉锯战”。
当时的北京，正值2008年奥运会筹备的前夜。整座城市像一头苏醒的巨龙，基建、道路、场馆，处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工地。张长福守着的这块宅基地，正好掐在了规划中阜通东大街的“咽喉”上。
他笃定，为了奥运，开发商和政府绝对不敢耽误工期，只要自己咬死不松口，这就是一座金矿。
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原本以为是攥在手里的“免死金牌”，最后竟成了一个把他困死八年的“孤岛囚笼”。
当年的尚家楼村229户村民，绝大多数都拿着补偿款高高兴兴搬进了回迁房。按照2003年的评估，张长福名下的宅基地能拿到83万元补偿，还能以每平米4239元的“内部价”购买一套回迁房。在那个北京房价还没起飞的年代，这笔钱足以让一个普通家庭实现阶层跃迁。
但张长福不干。他看着窗外拔地而起的UHN国际村，看着那边每平米已经叫价三万的高档公寓，心里的天平彻底失衡了。他提出的要求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：现金加房产，总价要奔着4000万去。
拆迁办的人磨破了嘴皮子，张长福始终一句话：“值一块钱的东西你给我三毛，你当我傻？”
僵持到2005年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。施工队的推土机推到了张家院墙根下，张长福已经准备好躺在车轮前撒泼，可机器却在他的注视下，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弯。
原本笔直的双向八车道大马路，在设计图纸上硬生生被剜掉了一块，绕着张家的那排平房做了一个别扭的曲线。开发商和市政部门宁愿多花钱修改规划、改设管道，也不再和他多说一个字。
路，通了。张家，却成了马路正中央的一颗“肿瘤”。
2007年，阜通东大街正式通车。原本静谧的村庄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日夜不息的车流。
那是一个荒诞的场景：在宽阔现代的八车道中央，突兀地矗立着一间破败的砖房，四周被两米多高的隔音板和飞驰的汽车包围。张长福一家成了真正的“中心人物”，只不过，这份待遇没人羡慕。
由于房屋正好占用了市政排污管线的通道，马路修好后，他家的下水道彻底瘫痪。每当下大雨，屋外的沥青路面排水顺畅，屋里的积水却能漫过膝盖。张长福和妻子刘英每天清晨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拎着塑料桶，把积满污水的盆盆罐罐往马路边倒。
最让他崩溃的是生理问题。村里的公厕早拆了，为了解手，两口子得骑着自行车穿过密集且高速的车流，跑上一公里开外去解决。遇上闹肚子，简直就是一场生死竞速。
晚上，屋子里的玻璃会随着公交车的轰鸣周期性地共振。灰尘、尾气、噪音，像慢性毒药一样渗入他们的生活。曾经梦寐以求的4000万，在每天清晨推开窗看到的漫天灰尘面前，显得越来越遥远。
时间一晃到了2010年。这一年，周边的房价已经从几千块涨到了三万多，而张长福手里的补偿标准，依然停留在那张泛黄的2003年估价单上。
法律并没有因为他的坚持而无限期等待。朝阳区房屋管理局正式作出了行政裁决，要求张家兄弟限期腾房。张长福不服，提起了行政诉讼。他以为法律程序能帮他翻盘，却没意识到，法律保护私有财产，也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
2011年12月18日清晨，一场迟到了八年的终局到来了。
朝阳区法院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准许了先予执行。之所以适用这个条款，是因为张家房屋长期占据主干道，导致八车道变两车道，早晚高峰拥堵长达一公里，公共利益受损严重，属于“不及时执行可能造成不可弥补损失”的情形。
当挖掘机的铁臂终于挥向那座摇摇欲坠的“孤岛”时，张长福和弟弟张长友、妻子刘英试图抗拒执行，最终刘、张二人因阻碍执行被司法拘留。
短短两个小时，曾经不可一世的“京城最牛钉子户”，化为一地瓦砾。张长福拿到的，依然是八年前的那份补偿标准——约83万元。
这场博弈没有赢家。张长福用人生最宝贵的八年，在噪音和污水中守住了一堆贬值的旧砖头。他以为自己捏住了城市的脖子，结果只是成了城市发展史上一段令人尴尬的注脚。